1945年阿尔瓦雷斯向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第四次美洲律师会议提交的一份个人权利和义务国际宣言草案，成为1948年拉美国家通过的《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的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了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以自身利益为追求目标的，主体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观念应运而生。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资本主义，但市场经济产生资本家，而且有可能与执政官僚联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
然而真正继承并完成了孙中山事业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其次，共产党自身要不要纳入法治规范的困扰。2022年5月4日一稿 2022年5月15日二稿 2022年 9月10日基于二稿定稿 特别致谢：拙作初稿2022年5月4日完成后征求过马小红教授、杨明宇博士、张振华博士和后仪忠先生等的批评建议，感谢她（他）们的宝贵建议。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风土各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马克思主义，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于一般党员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是愿望的道德，是党德，但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义务的道德，是党法。韩非子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习近平就《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做出重要指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135]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个善于的超越，因为四个善于不一定是制度方式和法治方式。从功能上看，领导党既领导执政党又监督执政党，监督是为了更好地领导，在国家政权中执政的党员代表们必须接受党委领导。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实在法（人为法）中民商经济法必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可能像古代法律主要是刑。
党员首先是公民，国家法律适用于全体公民。中华新法系与中华旧法系都是金字塔式的三层结构：最高自然法指引、必须由一部分人遵守的道德规则（也可以视为全体人的可以实现的自然法）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律规则。
人与人之间道德水平有高低之分、道德至上在中华新法系中得以延续，道德至上是中华法系的基因。[99] 柯华庆在《党规学》（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导论中提出中华旧法系是管理型法治，而中华新法系是领导型法治。《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下,《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97] 陈顾远将Norm译为规律，我们按照习惯译为规范。
不过此种目的，儒家归于致王道之理，已因世代进展而难拘守，则惟有在法学上另求所宗矣。[41]如果说由儒家指导的中华古文明和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华新文明都是集体主义本位伦理，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本位与儒家的集体主义本位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相似而实质不同。[92]德法相结合的基础是人性善恶并存，善恶并存的人性没有变，德法相结合的二元法治结构就不会变，因此，德法合治的二元结构是中华法系的基因，是中华新法系的总特征，中华新法系中德和法与中华旧法系中的德和法内容可以不同，中华新法系也不一定要采取中华旧法系礼法并重的旧范式，而是采取党规国法一体化的新范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
在中华法系传统中，法律与道德是同质异态的，法律与道德在国家治理中都不可缺。法家是谋士，为君主集权行霸道而生。
中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主要吸收儒家的自我完善的道德价值。俞荣根总结了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心理：理想的法合天道与现实的权大于法相冲突、相交织，长此以往，形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一般情况下认可王法，当个顺民。
法律以道德为其生命的灵魂，道德以法律为其生存的甲胃。中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行了六十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79] 柯华庆：《党导民主制：正当性及其价值》，载于《学术界》2017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就成为执政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共和政治要想引领世界，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国法律人讨论法系，通常都用中华法系或者中国法系，但陈顾远用的是中国固有法系。
从各国法治经验来看，并非如此。1930年，马存坤发表《建树新中华法系》，首次明确提出应该用三民主义为总的原则重新塑造中华法系。
20世纪中叶以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量行政法规治国，大陆法系国家也盛行法官实证主义。直至改革开放国策确立，法制建设或法治思维重启，关于中华法系的特点和未来的探讨在法制史专业活跃起来。
礼治本身就是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之治：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汉书·公孙弘传》）。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113] 第二，明确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不同于西周，秦朝的实力非常强大，不需要采取分封制，可以采取自由调配的郡县制，可以避免诸侯作乱的可能性。1931年，丁元普将儒家、道家和墨家比作自然法，法家比作人为法。否则党员就会成为特殊公民，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4.3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标志中华新法系的正式诞生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进行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探索，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确立，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真正起航，形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儒家的道德至上与西汉奠定的礼法并重的二元法治结构是中华法系的独特基因，中华旧法系的道德是大同道德和小康道德。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秦国刚统一天下不久, 李斯就向秦始皇建议: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60] 柯华庆在《学术与政治》一文（载于柯华庆《学术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中阐释了蒋介石政权是官僚资本主义，实质上是新封建主义，只不过是将皇帝换成了国民党。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46页。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大国的外交与内政同等重要，外交部的地位实现不了大国外交的职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结果。[95] 法律应该与道德分离是近代西方分析法学的主张。[78]人民共和政治不同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可以称为党争民主制，即一种平民的、分裂的和迎合的民主。
董仲舒师承公羊学大一统，积极融汇法家、道家、阴阳家及黄老思想，他在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现实的自由都是人与人合作产生的社会自由。
即使是西周模式的大一统，周人的实力至少也必须大于任何大的族群，否则就做不到大国畏其力，强大的政治权力是大一统的前提。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揭示中华法系中哪些是可变的，哪些是不变的，只有不变的中华法系基因才是重建中华新法系的基石。[69] 中国知识界普遍崇尚美国联邦制和三权分立制。